恰克·帕拉尼克:护工

June 18, 2009 § 4 Comments

恰克•帕拉尼克 著

notor 译
我做护工的第一天,“约会”的对象是个只有一条腿的人。他说有一次去同志浴室,想暖暖身子,或许找点乐子,在桑拿房里靠着加热器睡着了,后来失去了知觉。直到几小时后被人发现的时候,左侧的大腿已经完全熟了。

他没法走路了,住在威斯康星的母亲要过来看他,救助站找人帮忙载着他俩到在当地兜兜风,进城买买东西,去看看海滩和Multnomah瀑布。要是你不是护士、厨子或者医生却又要当义工的话,能帮上忙的也就这么多了。
我做护工的那家救助站,就是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年轻人等死的地方。连个招牌都没有,我甚至都不记得它有名字。在这里出入需要非常小心,免得让邻居看到这所老房子里正上演的恐怖景象。即使在这样一个棚屋破户,甚至有开过的车朝外放冷枪的混乱街区,也没人愿意隔壁住满了要死的病人:起居室躺着四个人,餐厅两个。楼上还有好几件卧室,每间至少住着两个快死的病人。这家救助站里一半以上是艾滋病人,但其实你可以来这里死于任何疾病,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歧视。
我是因为工作才到这里来的。每天我躺在滑车上干活,让重两百磅的八级柴油卡车传动带贴着胸口在腿和脚之间运行。当卡车从流水线上爬过来的时候,我得在它们下面滚来滚去安装传动带,八小时装二十六个。卡车移动得多快活儿就得干得多快,流水线另一端那口炽热的喷涂炉离我就那么几英尺远。靠我的新闻学学位我每小时最多只能挣五美元。店里另外一些和我念同样专业家伙开玩笑说,文科学位应该加入焊接技巧课程,至少在店里会焊接的工人每小时能多赚两块。后来,有人邀请我去他们的教堂,我想也绝望到该去那儿看看,于是就答应了下来。在教堂里,有一棵挂着纸质挂饰的塑料盆栽,他们叫它“奉献树”,每个挂饰上印着一件你可以自愿做的善事。我的纸片上写着:和一个救助站的病人“约会”。“约会”,上面就是这么写的,还附上了一个电话号码。
我带那个一条腿的人和他母亲一起出去兜风,看博物馆,他的轮椅折起来放在我开了十五年的墨丘利美洲豹的后面。母亲有两周假期陪陪她三十岁的儿子。一路上,他母亲一言不发,只是不停地抽着烟。晚上我载她回汽车旅馆的时候,她坐在副驾驶座上,仍旧抽着烟。她说她儿子弹得一手好钢琴,还获得了音乐专业的学位,但最后却在购物中心的商店里推销电管风琴。谈到她儿子的时候,她话语里都已经用了过去时。人们连感情都耗尽了的时候,才会这么说。

那年我二十五岁,第二天我只睡三到四个小时便继续在卡车底下工作。也只有这个时侯我的问题才显得没那么糟糕。看着我健全的四肢,力气还算大,在店里轮胎气泵的咆哮声中我还能吼着说话,我才觉得生活更像是奇迹而不是个错误。
两周后,母亲回了外地。三个月后,儿子死了。

再后来,我开车带那些得了癌症的人们去看海,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次看海。我载那些得了艾滋病的人们到Hood山顶上,让他们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再看看这个世界。

每次护士告诉我死亡又将来临的时候,我就坐在床边。肾衰竭导致病人的肺里充满积水,我看着他们喘息,本能地挣扎,最终在睡梦中窒息。当吗啡注入病人体内的时候,监视器会每五到十秒响一声。他们的眼睛向后翻动,凸出,之后变成全白。你只能握着他们冰冷的手,很久很久,等到别的护工来帮忙,或者做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了。

那个儿子的母亲送给我一条自织的阿富汗毛毯,紫红色的。另一个我护理过的病人的母亲或者祖母也送毛毯给我,蓝色绿色白色的织线。还有一条红白黑色相间的,有老太太爱织的那种之字形的格子图案。它们就一直堆在沙发的一头,直到后来被室友放到阁楼上去。

他死前,那个儿子,一条腿的那个人,在还没有失去意识的时候,恳求我去一趟他的旧公寓,把那里满柜子的成人玩具,色情杂志和情趣用品都清理掉。他不想让母亲看到这些。我去了他住的地方,房间空着关了好几个月,阴冷得就像地下室,或许这不是最合适的词,或许像苍白的管风琴音乐,整个地方都是悲伤的。那些玩具显得更可悲,像是被抛弃的孤儿,也许这也不是恰当的比方,但它确实是第一个跳到我脑子里词语。

那些阿富汗毛毯仍然放在我的阁楼上,红的黑的,绿的紫的。每个圣诞节有人上阁楼取圣诞树挂饰的时候,都会看到它们,然后问我,能不能拿来用,或者捐给别人。“不能。”我说。每条毛毯都代表着一个死去的人,一个儿子或者女儿,一个孙子或者孙女,我不能抛弃这些死去的孩子,我也没法睡在他们下面。

别问我为什么,我不想谈起这件事。那已经是十年前了,1989年我卖掉了我的老美洲豹,辞去了护工的工作。或许是因为那个一条腿的家伙。他死后,他所有的玩具都打包进了垃圾袋,埋进了垃圾箱,公寓的窗户敞开着,皮具和乳胶的气味都被风吹走了。沙发床是可人的淡紫色,墙壁和地毯都一尘不染,厨房虽小但装好了令人安心的木制橱案,浴室明亮而干净。
我沉默地坐在它们中间。就好像我曾经在那里活过。

任何人都可能在那里活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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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故居

June 6, 2009 § 9 Comments

 
周恩来1922年来到法国求学的时候,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Place d’Italie附近,17 rue Godfroy。
这幢小旅馆现在仍在营业,楼下拐角处周恩来,邓小平,聂荣臻,陈毅经常光顾的小咖啡馆看上去就像昨天才开业,但其实和很多其他巴黎的房子一样,至少都有近百年的历史了。
 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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